西学东渐 中国画受西洋画影响的得与失
西洋画在“西学东渐”浪潮中强势进入我国的一个世纪里,国画界若干探索路数的得失,使国画家们能在比较中思考哪些西法可以吸纳、限度几何,这本身就是一得。走老路不会遇挫,但难有突破,开拓是必要的。
中国画受西洋画影响的得与失
西学东渐
清初康乾时期,郎世宁等一批西洋传教士画家来到中国宫廷。明暗、透视等西洋画技法开始被中国画家所知。这些传教士画家留下的众多结合中西技法的作品中,还是以西洋画为主。譬如郎世宁的《嵩献英芝图》,题材是典型的中国题材,而画中景物却如蜡像或标本。这是中西画法的生硬结合,丧失了谢赫“六法”中强调的“气韵生动”、“骨法用笔”等基本准则。可能也是好画,但终非中国画。外国人画不好中国画,不足为憾,而中国国画家的作品远离“气韵生动”、“骨法用笔”,则为大憾。
清初画家吴历,信奉天主教,《清史稿》记其作画每用西洋法,固然也算自成面貌。可他早年学过一味模仿、生气不足的王鉴、王时敏,再借鉴西洋的写实,格调怎么可能入得上品?所以,他只是名家,终非大家。而晚清的任伯年,虽有论家也说他是受西洋画影响的,他对人体结构确实精熟,但他的人物造型并非写实,发扬了陈老莲等前辈国画家独具的古雅韵致,用笔更神采飞扬而不失骨力,是无可非议的国画大家。
雄强浑厚、空灵华滋、古雅从容……脱俗的体式不一而足,通过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营构出意境而表达气息,这正是中国画的诗性。“诗画本一律,天工与清新。”文人画是中国画核心,诗性应是中国画的精魂。从形上说,意象美和虚灵是画面诗意的要素。意象化和现代派西画的变形并非一回事,是似与不似之间的蕴藉意趣,不平板又不狂怪。虚灵,往往来自画面若干处的留白、散略与简淡。西洋画也是有虚实的,但对虚灵感的强调远不及中国画,故而隽永不足。隽永与否不只在形体,还与笔线本身品质密切相关。中国画无西洋画中对透视学、解剖学、色彩学的紧密结合,但对笔法、墨法十分讲究。“惊蛇入草”、“万岁枯藤”、“润含春雨,干裂秋风”……,这方面的论家不计其数,黄宾虹的“五笔七墨”,尤被当代画家奉为圭臬。中国画家驾驭笔墨的能力,西洋画家望尘莫及,因为西洋画笔法过于简单。
中西绘画彼此的长短,是试图借鉴西洋画者必须清醒认识的,否则就难免导致人家的长处没学到,又丢了自家的精髓。意象的情味与笔墨本身的韵致,浅层看是技法,往深层说则是心性之流淌。在社会变革引发躁动、外来文化纷纭杂陈的现当代,不少国画作品,意境缺乏诗意,笔墨又流于平庸。笔墨感染力平庸,作品的民族性势必大打折扣。近年已有多人呼吁坚守笔墨,而笔者同时强调恪守诗意---写意、写意,乃是以笔墨抒写诗意啊。
中西合璧
百年来结合西洋画法的国画家很多。留洋归来的林风眠、徐悲鸿曾分别主持杭州国立艺专与中央大学艺术系、中央美院,是借鉴西画的两大先驱。林风眠的彩墨风景使用了西洋画的某些材料与工具,着色也时有西画的笔触,但他的画中依旧有若干“骨法用笔”的劲挺线条支撑着。更关键的是他兼能“气韵生动”,他笔下的洲渚芦雁,无不富含凄美的诗意,发人遐想,连潘天寿那样纯正的国画大家也对林风眠十分赞赏。林风眠偏爱方构图,今人普遍使用方构图,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他影响。徐悲鸿以人物为主,笔墨结合素描,蒋兆和等也是这一路。这类人物画中的形象装束现代,形体勾画基本依照西画中对人体结构的精准理解。如徐悲鸿的《泰戈尔像》,以书法品质的劲拔浓墨线条辅以少量的光影,但和传统国画相比,远的不说,相比任伯年画吴昌硕的《寒酸尉像》,徐作就显得雅韵不足,主要就在于精准写实的形体造成了紧实的气氛。蒋兆和的《流民图》或《阿Q像》,素描光影更重,而用笔又不利落。尝试过的人往往能理解:因为这路画太考虑形体的精准,笔墨的挥运也就很难放开。只有像徐悲鸿那样书法功力很好、对人体结构更烂熟于胸的画家,才可形准而用笔不弱。徐悲鸿的《李印泉像》也很写实,但长褂以简洁的白描处理,使得画面空灵剔透,上下节奏明快,韵味就好得多。徐悲鸿后来以写意奔马最为著名,墨色对比强烈,笔势更奔放,已达很高境地,可是,仍有画界同行认为他的画作还是少了点什么。或许,仍是在形体写实方面有时透视太明显。